东北一枝花
-张哈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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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暴见孟子，曰：“暴见于王，王语暴以好乐，暴未有以对也。”曰：“好乐何如？”
孟子曰：“王之好乐甚，则齐国其庶几乎！”
他日，见于王曰：“王尝语庄子以好乐，有诸？”
王变乎色，曰：“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，直好世俗之乐耳。”
曰：“王之好乐甚，则齐其庶几乎！今之乐犹古之乐也。”
曰：“可得闻与？”
曰：“独乐乐，与人乐乐，孰乐？”
曰：“不若与人。”
曰：“与少乐乐，与众乐乐，孰乐？”
曰：“不若与众。”
“臣请为王言乐。今王鼓乐于此，百姓闻王钟鼓之声、管籥之音，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：‘吾王之好鼓乐，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，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。’今王畋猎于此，百姓闻王车马之音，见羽旄之美，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：‘吾王之好田猎，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？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。’此无他，不与民同乐也。
“今王鼓乐于此，百姓闻王钟鼓之声、管籥之音，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‘吾王庶几无疾病与，何以能鼓乐也？’今王田猎于此，百姓闻王车马之音，见羽旄之美，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‘吾王庶几无疾病与，何以能田猎也？’此无他，与民同乐也。今王与百姓同乐，则王矣！”
译文
庄暴进见孟子，说：“我被大王召见，大王告诉我（他）喜好音乐的事，我没有话应答。”
接着问道：“喜好音乐怎么样啊？”
孟子说，“大王如果非常喜好音乐，那齐国恐怕就治理得很不错了！”
几天后，孟子在觐见齐王时问道：“大王曾经和庄子谈论过爱好音乐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齐王脸色一变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并不是喜好先王清静典雅的音乐，只不过喜好当下世俗流行的音乐罢了。
孟子说，“大王如果非常喜好音乐，那齐国恐怕就治理很不错了！在这件事上，现在的俗乐与古代的雅乐差不多。”
齐王说：“能让我知
一、通假字
1、可得闻与。“与”：通“欤”
2、今王田猎于此。“田”：通“畋”
二、词类活用
1、独乐乐，与人乐乐，孰乐。
乐：名词作动词，欣赏音乐。
2、与少乐乐，与众乐乐，孰乐？
少、众：形容词作名词，少数人，多数人。
3、今王鼓乐于此，百姓闻王钟鼓之声，管籥之音。
钟、鼓、管、籥：名词作动词，敲钟、打鼓、吹管籥。
三、文言句式
1、暴见于王。——被动句
2、王尝语庄子以好乐，有诸？——介词短语后置
3、他日，见于王。——省略句，被动句
本文就君王“独乐乐”还是“与人乐乐”的问题反复论证，阐明了要取得天下就必须得民心，“与民同乐”体现了孟子的民本思想。他善于抓住齐王心理，逐步将对方的思想引上自己铺设的轨道，使本文独具特色，显示了孟子高超的论辩艺术。在论证过程中，突出地运用了对比法，孟子为齐威王形象地描绘出“与民同乐”和“不与民同乐”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，把抽象的道理鲜明具体地呈现于齐王面前，产生了不容辩驳的逻辑力量。
孟子长于言辞，在辩论中经常设譬，以小喻大，逻辑性很强，有极强的说服力；其文气势磅礴，笔带锋芒，又富于鼓动性，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。文章由叙入议，先通过庄暴和孟子的问答引出话题：“好乐何如”，然后叙述孟子如何就这个话题因势利导地劝说齐王要“与民同乐”。文章围绕着“音乐”这一话题，阐明不“与民同乐”就会失去民心，而“与民同乐”就会得到民心、统一天下的“王道”思想。
这篇对话体议论文，通过孟子与齐王的对话显示了孟子高明的论辩艺术。
1、循循导入，借题发挥。
作者并不是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论点摆出来，而是巧妙地运用对话的方式，在谈话中自然地转换
《庄暴见孟子》是《孟子》中的经典段落，是一篇对话体议论文。此文内容以庄暴和孟子的对话为形式，阐述孟子想要告诉君主仁君应“与民同乐”、实行“仁政”的基本儒家思想，他期望齐王能超越个人私欲，以宽广的胸怀和深远的目光，实现与民同乐的理想国状态，从而成就真正的王者之业。这篇文章既体现了孟子深厚的哲学思想，也展现出他高超的论辩艺术和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凡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。民富则易治也，民贫则难治也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民富则安乡重家，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，敬上畏罪则易治也。民贫则危乡轻家，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，凌上犯禁则难治也。故治国常富，而乱国常贫。是以善为国者，必先富民，然后治之。
昔者，七十九代之君，法制不一，号令不同，然俱王天下者，何也？必国富而粟多也。夫富国多粟生于农，故先王贵之。凡为国之急者，必先禁末作文巧，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，民无所游食则必农。民事农则田垦，田垦则粟多，粟多则国富。国富者兵强，兵强者战胜，战胜者地广。是以先王知众民、强兵、广地、富国之必生于粟也，故禁末作，止奇巧，而利农事。今为末作奇巧者，一日作而五日食。农夫终岁之作，不足以自食也。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。舍本事而事末作，则田荒而国贫矣。
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，而上征暴急无时，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。耕耨者有时，而泽不必足，则民倍贷以取庸矣。秋籴以五，春粜以束，是又倍贷也。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，关市之租，府库之征粟十一，厮舆之事，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。夫以一民养四主，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，粟少而民无积也。
嵩山之东，河汝之间，蚤生而晚杀，五谷之所蕃孰也，四种而五获。中年亩二石，一夫为粟二百石。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，农夫以粥子者，上无术以均之也。故先王使农、士、商、工四民交能易作，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。是以民作一而得均。民作一则田垦，奸巧不生。田垦则粟多，粟多则国富。奸巧不生则民治。富而治，此王之道也。
不生粟之国亡，粟生而死者霸，粟生而不死者王。粟也者，民之所归也；粟也者，财之所归也；粟也者，地之所归也。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。故舜一徙成邑，二徙成都，参徙成国。舜非严刑罚重禁令，而民归之矣，去者必害，从者必利也。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，故天下之民归之。所谓兴利者，利农事也；所谓除害者，禁害农事也。农事胜则入粟多，入粟多则国富，国富则安乡重家，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、驱众移民，至于杀之，而民不恶也。此务粟之功也。上不利农则粟少，粟少则人贫，人贫则轻家，轻家则易去、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，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、守不必固矣。夫令不必行，禁不必止，战不必胜，守不必固，命之曰寄生之君。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。粟者，王之本事也，人主之大务，有人之涂，治国之道也。
孟子
佚名